天府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长期从事巴蜀文化研究,从历史、文博到诗词、文献、道教、佛教、古琴、画派、城市文态与景观建设、旅游与文化产业,都是他涉猎的范围。近日,在西南民族大学校园内,年过古稀的谭继和接受了华西都市报记者的专访。
神奇神秘神妙的巴蜀文化——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神妙的心灵世界。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特色是城市的神韵,城市最大的特性是文化性。——谭继和
【谭继和简介】
谭继和,天府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940年出生于重庆市开县,著名历史学家,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其论文曾得到已故的卓越历史学家黎澍先生的赞誉:“学有根柢,功力不凡。”
经常担任文化工程总顾问
却自称是高级文化“泥水匠”
尤其是在成都这片土地上,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关注成都文态建设、变迁和命运。有学者称他“什么问题都不容易难倒”,他则解释自己知识有限,但主张通经致用,有一点就用一点,“从三星堆下到三环路,从巴金上到司马相如”,都是他的学术兴趣所在。
成都的景观建设与规划,例如锦江(府河、南河)工程、沙河景观工程、天府广场景观工程、中国花博会成都景区、“五路一桥”工程、西岭雪山、市内小游园建设工程、春熙路改造、街道立面整治等等规划、策划、论证与设计,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成都地面上几十处景观留有他的署名或未署名的诗、词、联、颂、记作品,这些东西是他参与文化策划后的思想结晶。
这些年,谭继和作为首席专家,主笔了市政府《成都城市特色塑造》《成都名城标志识别谱系》这类实践指导性很强的课题。他曾因长期为锦江工程植入历史文化内涵,而被邀作为市民代表参加联合国城市建设的成都会议。他虽然担任过一些文化工程的顾问或总顾问,但他却坚称自己只是为城市建设添砖做瓦的“高级泥水匠”,专门为各种载体注入文化黏合剂。
旧报纸中翻广告
选定春熙路“老字号”铜雕
采访从成都市的两张名片谈起——春熙路和天府广场。
春熙路是1924年当时督军杨森叫王缵绪修的,是劝业场(即商业场)连接东门码头的一条交通要道。
上世纪九十年代春熙路改造,首先碰到的是如何建成有文化韵味的商业街问题。“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特色是城市的神韵,城市最大的特性是文化性。春熙路最大的特色是从日用百货、绸缎布匹,到餐饮小吃、游艺戏舞的大展场,吃喝玩乐,老字号云集。现在,很多消失了,但这是它的灵魂,商业文化的根。”谭继和说,他与艺术家许宝中商量,做“老字号”铜雕,既古朴又别致,就这样形成了成都“老字号”艺术展现的思路。
如今,游客到春熙路,在中山广场四周四条街上,地面各铺了四块铜雕,共雕了16个“老字号”,形象活灵活现:有柜台上放磨刀石的“广东剪刀铺”,有卖大头和尚的“科甲巷儿童玩具店”,有人称“肉算盘”,用口报价而不用算盘的“龚记绸缎庄”,有毛泽东主席用过餐的“耀华茶点室”,有二楼阳台上装门窗,以便街上望见好似多一层楼的“新新新闻社”,有成都第一次用留声机作商业喇叭广告的“浙帮绸店”,还有老凤祥银楼、春熙大舞台、三益公戏院等等……让春熙路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体现得淋漓尽致。
谭继和回忆说:“当时,策划最大的难题是春熙路的‘老字号’究竟当初是什么准确的名称,是什么真实模样?人言人殊,矛盾很多。如果不真实不准确,岂不贻误后人?”
在谭继和看来,形象留下来就是历史的印迹,历史的记忆,这些铜雕必须准确和实在。为了解决“真实再现”的问题,他一头钻进图书馆,专门翻阅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成都报纸,找出当时的广告和新闻报道,一个个确定这些老店铺当初的原始样子。
靠这样的“笨功夫”,谭继和最终确定了老字号的准确名称和真实故事,并找到很多老店铺的原始照片或画像,才使艺术家获得了真实的创意题材。
不过,谭继和认为有点遗憾的是,春熙路专卖旧书的板房摊位“龙池书肆”,龙应台当年曾经称赞过,可惜被拆掉了,这让“春熙路少了些书香味”,谭继和说:“雕版印刷,源于成都。龙爪蜀刻,世传奇珍”。他考证出作为世界印刷起源地的“成都县龙池坊”就在这一带。
天府广场文化景观总顾问
66行古诗写尽巴蜀4500年文明史
天府广场是成都的文化地标。天府广场形成后,究竟植入什么文化,一直是好几届政府考虑的问题,反复过好几次,一度作为大草坪存在了多年。2006年最终确定下来以本土巴蜀文化作为主题定位,以豪迈大气的城市大地艺术,展现天府神韵第一窗口的形象。
作为该景观总顾问,谭继和与郝康理、尹健华、遥远等几位领导和艺术家一起,经常泡在工地上,以谭老为首的专家团队也经常研究和评议。谭继和的学识发挥了作用,从景观寓意、思路到具体文字都融入了他的心智。
“整个景观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天地自然之图上,龙腾凤舞拥朝阳,涌出巴蜀文化十二体系,谱写就老成都天书地卷。”谭继和进一步解释说,广场利用地铁站做成了阴阳鱼太极图状,用春天“泰卦”景象寓意城市生机勃泰,宛如“天地自然之图”。“龙腾”指两边飞腾的龙喷泉,代表中华传统文化黄河与长江两条主体文化龙,龙形象是仿三星堆羊头的蜀龙形象。“凤舞朝阳”指金沙出土的太阳神鸟形象。“天书地卷”是指天府壁画和出站口老成都街景图。“巴蜀文化十二体系”是指十二根青铜柱。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但之前几乎没学者系统梳理过它的体系。天府广场景观给了我们这个梳理体系、构建框架的机会”。谭继和说,这十二个体系,包含城市因水而生的来源、历史名城发展模式,城市生态与文态独到的特色,文学艺术与科教华章以及民风民俗、巴蜀红潮与民族文化,有内在逻辑顺序。这个体系曾经过专家组长达半年的研究和评审,现在已成为他编纂巴蜀文化史的主要内容。
谭继和说,难的不是写文章,难的是每个体系要用四个字概括,只能在每根柱上写150余字,不仅要概括内容,还要对应相关旅游点和线路,并有英文翻译,让国内外的游人到天府广场就知道如何能够最方便到达成都的各个旅游景点。
谭继和用心写作的《成都颂》和《天府广场记》,由遥远书写,刻在两块5500年前的巨大乌木上,写出了巴蜀文明发展轨迹和天府广场的来历,还曾被制作为宣传板,挂上了成都市内不少公交车。
他的反对票
促成了都江堰的“白鹤亮翅”
都江堰灾后重建城市规划举世瞩目,经过公开招标确定的城建总规水平是高的,但也有不足。2008年8月灾后第三个月,在来自国内相关专家代表的方案评审会上,谭继和对该方案的“凤水之城”理念和凤凰鸟形状发展的格局,公开表示不赞成。
他认为,根据都江堰历史文化内涵,应以道教中的仙鹤为特征,而不是凤凰为特征。这里是仙源之乡,都江堰城市布局,应该像仙鹤展翅一样飞往青城山的形态。都江堰市依山傍水,不要学习大城市建设做法,应该显山露水,建筑物给水让道,体现扇形水系特征,恢复山水相依的“小成都”风貌。规划方很快采纳了他的意见,改成“白鹤亮翅,显山露水”。
在中欧学者都江堰规划论坛上,他还专门对此作专题讲演,他对记者说:“把仙源和道源诞生的都江堰宣传出去,是学者的责任。”
谭继和对记者说:“学术研究的最大价值是通经致用。”
谭继和和爱人祁和晖为建设大禹故里旅游文化圈,包括北川、汶川,研究大禹文化与当地旅游文化的结合,先后进行了长达近20年的努力。在5·12灾后重建中,他俩与珠海援建者一道策划了汶川绵箎石纽山大禹祭坛的修建。他们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确定祭坛形态,整理大禹文化体系,变成石刻碑林,如今已成为汶川重大景区。
为了塑出高达17米的大禹像,他们去动员著名雕塑家叶毓山先生放下手中工程,专门来做大禹铜像。叶笑着说:“时间这么短,只要你们肯负责历史资料,我拿你俩做担保就专心做。”同行的珠海援建指挥长陈仁福也笑起来。大禹铜像就是在这样亲密与紧张的合作中完成的。
北川、青川、汶川有关重建规划,谭继和都十分关注地提出过意见,留下了《大爱崛起颂》等作品。
谭继和还向记者讲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当时的北川县长、抗震救灾英雄经大忠曾夜访他家,征询对规划的意见,从晚上八时到半夜一点,居然连晚饭都没吃,从工地赶过来,又从成都赶回北川。这让谭老夫妇唏嘘不已,常用这个一心为公的羌族公仆的例子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年年岁岁一床书”
没有专门书房的读书人
寂寂寥寥谭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读书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经历就是个读书人。读书就像鸦片瘾,再忙再累的一天也得抽点时间读,心里才舒坦。”走进西南民族大学谭继和家里就发现,这里到处都是书。客厅里满满一墙都是书柜,塞得密密麻麻。狭窄的茶几上堆满了书,几个沙发上都被书籍挤占了半边。
走进里屋发现,并排的两张书桌上堆满了书稿,而书桌两头的墙壁上,依然是被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柜。在客厅里挂有著名书法家何应辉书写的“天府藏书家”的牌匾,那是他夫人祁老师在1997年全省评选“四川十大藏书家”时得到的。
谭继和家里藏书当时就已是两万册,但都是夫妇的专业用书,没有闲书。“因为实际上没有藏书家的经济实力与物质条件,所以不讲究版本,只图实用。”谭继和笑着说,他的梦想是有间大书房,有张十平米的大书桌,但没有条件,只好蜗坐在书堆方寸之间写作。
他从前的习惯是边看书边制作卡片,全用手抄。这个习惯从中学时候就开始了,自那时起,读书,找资料,做卡片,写文章几乎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岁月沧桑丢失了不少,现在还有好几大箱卡片留着。他在2005年曾经丢失过他最珍贵的手写稿,那是他到龙泉讲课时,小偷把他的提包当做钱包,砸破小汽车窗户偷走的。以后,他又凭记忆补了起来。
现在,他也利用电脑,但主要还是手写和纸阅读。在他看来,网络阅读代替不了纸阅读。“一页纸书两秒钟可知其大概,连翻电脑,胀眼不说,还不知所云。”
谭继和做过草堂人日主祭,当过成都市国学诵读活动指导专家。这些年来,他在小学、中学、大学机关单位、省市图书馆做过几十场讲座。有一次在实验小学讲国学,他的小外孙女事先不知道,对老师说,讲台上那个人好像她外公哟,引起哈哈大笑。
谭继和说,最使他难忘的一件事,是2002年7月他应邀为钱穆夫人胡美琦先生组织的港台与成都七中联办的巴蜀文化国学夏令营开讲座。在课堂上,他用的是简化汉字板书。台湾学生拿着笔记本提问,他才看到这些学生全用繁体字记笔记,他忙道歉,用了简体字使学生不认识。台湾学生保留保护国学传统那么多那么深厚,而大陆上有学生竟然只知道“后汉书”,不知道“後漢書”,因为都是繁体字,说得在场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的精彩讲演取得很好效果,后来,台湾艺术大学辛晓亚先生和香港新亚小学校长刘智辉先生还特别表达了谢意。
原文转载自《华西都市报》:http://sc.china.com.cn/index.php?a=show_wap&catid=1132&id=268755&m=wap&site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