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汪启明，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华传统经典普及基地主任，天府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
获第十八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成果奖；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语言学会副会长。汪启明长期致力于汉语文献方言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出版著作有《先秦两汉齐语研究》《中上古蜀语考论》《汉小学文献语言研究丛稿》《考据学论稿》《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野史笔记卷）》《华阳国志系年考校》《华阳国志译注》等。
第一板块：“輶轩使者”汪启明：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进行“方言考古”
有一种考古，不需要挖掘泥土，却需要广览群书，深耕典籍，披沙拣金；不需要详考文物，却需要辨析人的语音，这就是“方言考古”——从历代传承的典籍中挖掘出方言，或者从人们的口语及记载中找出他的古代形式。方言是文化的“活化石”，其中蕴含的群体认同、归属感，是每一个操持方言者，很容易就体会得到的。可以说，方言是一个人最鲜明最生动的无形的文化身份证。
西汉末蜀人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记录方言的著作，至今受学界重视。当代中国语言学界仍以“輶轩使者”称那些游走在田野，或在历代文献中淘金的方言学人。（輶（yóu）轩，指周代派官员采集、整理方言时乘坐的轻便车子。）汪启明就是这样一位“輶轩使者”。2021年春天，封面新闻记者在汪启明位于成都西边的家中，对他进行了深度专访。
唐代贺知章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南宋诗人陆游曾写：“蜀语初闻喜复惊，依然如有故乡情。”
古蜀有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在时间的长河里，随着历史进程中的刀光剑影，族群构成浮沉聚散，语言也必然发生巨大的变化。当我们回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蜀先人祖辈是怎么说“四川话”的，就一定不能忽略时间因素，我们要问：什么时代的先辈，蜀人的哪一个族属？一代有一代的蜀地范围，一代有一代的蜀人构成，一代有一代的蜀语面貌；今天的四川方言与历史上的蜀语已经相去甚远，研究不能以今律古。
经过历代的多次大移民，如就食蜀汉、僚人入蜀、西北流民，又特别是明末清初张献忠建立大西朝和“湖广填四川”大迁徙之后，四川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区域，蜀人的成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移民导致蜀语与其他方言产生密切的接触与融合，相应地，蜀语的成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如今在学界，“蜀语”是专指中上古时期的蜀方言而言。据统计，明代川中遂宁人李实所著《蜀语》共搜集蜀方言词576个，在现代四川方言中只有184个，占32%；其中与现代四川方言形音义全同者又仅存132个，比例更小；但和湖北方言相比较，相似度却很高。例如，黄侃所著的《蕲春语》和李实《蜀语》比较，仅有10个词条相同，但和现代四川方言比较有100条相同，就是明证。
古蜀语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
难点重点依然在古蜀文字
近些年来，巴蜀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古蜀文化研究，成为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作为古蜀文化的重要载体，蜀语也自然而然成为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在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汪启明教授看来，研究古蜀文化，“要把古蜀文字的研究放到首位。古蜀文字是今后蜀文化研究的一个难点，也是重点所在。只要把蜀地文字研究好，就能牵住今后若干年古蜀文化研究的‘牛鼻子’”。
但是研究古蜀语，并不容易。古代没有录音条件，文献中能被确认为中上古蜀语的材料少之又少，而且可资佐证的资料也很缺乏。纵然如此，还是有学者迎难而上，取得不小的成就。汪启明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天道酬勤。2018年，12年磨一剑。由汪启明领衔，四川大学教授赵振铎、伍宗文、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赵静参与撰写而成的《中上古蜀语考论》，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立足文献，运用多种方法，结合考古学、人类学、文献学、移民史等学术成果，对中上古蜀语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梳理，开创性地填补了中上古蜀语的空白，对于巴蜀文化的追根溯源，探讨他在中华文化中的价值和地位具有重大意义。巴蜀文化研究著名专家谭继和看完《中上古蜀语考论》，给汪启明发了很长的短信，“最近拜读了中上古蜀语大作，你继承了老师赵氏家族语言学传统，尤其是广韵为代表的音韵学传统，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语言和方言的文化学语境上的总括和个人创新上的发展，都非常好。研究巴蜀古文字，离开了上古蜀语与中古蜀语（《中原音韵》以前的蜀方言），是没有出路的迷魂阵。……我相信从蜀语方言研究古蜀或古巴文字，才能走出当前研究的迷宫。”汪启明告诉记者，虽然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蜀地发现了很多被称为“巴蜀图语”的符号，但见仁见智，还缺乏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极大地妨碍了对古蜀史、古蜀人、古蜀语的深入研究。
2019年12月，《中上古蜀语考论》获得第十八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 唯一的一个一等奖，震动学术圈。该奖项是中国语言学界影响力最大、最权威的奖项之一，授奖对象为对汉语或中国境内其它语言的现状或历史的研究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学者，每两年评选一次。不接受个人申请，只接受专家推荐。奖项评选十分苛刻，一等奖曾多次空缺。
上古蜀语研究难度高
为何蜀人扬雄写《方言》却对蜀方言收录甚少？
研究古蜀语的难度系数颇高。汪启明说：“不单单因为可以确认为中上古蜀语词汇的材料很少，还因为时代绵远，文献不足征，可资佐证的资料也很缺乏。即使是在西汉末的蜀人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中，也仅有10多个蜀语词。因此，要清楚地指出2000多年前哪些词是古蜀语词，颇有不敢轻下雌黄之叹，需要从文献中去考证。”此外，他还提到，即便是前人指出的蜀语词，其中不少不仅在蜀地有用，其他方言、雅言也有使用。这更增添了研究的难度。
西汉时，因为高祖曾为汉中王，领有蜀地和汉中，蜀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蜀文化、蜀语和齐鲁文化、齐语并驾齐驱，成为汉代文化的两大地标，出现了“蜀学比于齐鲁”的盛况。在京城当官的扬雄，曾得到蜀人严君平的千余条前代方言和林闾翁的方言调查大纲，又通过各地向朝廷汇报工作的官员、各地到京卫戍的士兵，搜集到当时各地的方言材料，写成了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方言》。扬雄开辟了对汉语方言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研究的源头，成为方言调查和研究的鼻祖，前人称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奇怪的是，蜀人扬雄搜集了全国各地很多方言，却对蜀语搜集很少。汪启明提出这么一种解释，“秦语（包括次方言蜀语）作为‘标准’语的时代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东汉，中国的政治中心东移，但是秦蜀语作为华夏通语的一个主干成份，保留在后来的汉语中；也许，这也就是扬雄作为蜀人，《方言》中却并没有多少蜀语记录的最重要原因。再有，当时知识分子在著书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心理暗示：觉得自己的话是标准语，不是方言，不需要去搜集。因此《方言》搜集的蜀语，大概就10多条。而且，这10来条还夹杂了少数民族的话。可能扬雄认为这些都是很偏僻的话，需要搜集。”
《方言》中收集了十多条古蜀语词，如，“俎，几也。西南蜀汉之郊曰杫。”意思是西南蜀汉的郊区将“俎”说成“杫”；又如蜀地将短衣、短袄，叫做“曲领”，而当时通语中称为“襦”。
另一个难点：在没有录音的古代
如何“淘”出古蜀语的语音？
要了解古蜀人语言生活面貌，其实是很难的。听话听音，古蜀人到底是怎么发音的？古代没有录音手段，汉字又是象形文字。那研究古蜀语的学者是怎么破解古蜀语音的呢？
在各种文献史料中，“淘”出古蜀语的发音方式和方法，并加以验证，从而确认上古、中古时期的蜀语音系和语音面貌，这在汪启明看来，的确是“方言考古”中的一个难点。
古人为了告诉你，一个方言字的音怎么读，会使用一种注音方法叫直音法，就是用另外一个大家都认识的同音字的读音来标注；或者用“读若”，找一个读音近似的字来注音。汉末魏晋时期，又有了新的注音方法，叫做“反切”。反切的被注音字叫被切字，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例如，《广韵》“冬，都宗切”，就是用都的声母、宗的韵母和声调为冬注音。反切的产生，是汉字注音方法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汉语语音学的开始。
学者们在长期的研究中也积累了一套比较有效的方法。“要知道一个字如何读，必须从书籍用字出发。首先，从韵部来看，得先把中上古时期韵文和作者的籍贯结合起来，根据古代诗文押韵，对韵脚字做系联，作为重要基础；再参考形声字、音注等，就可以基本解决韵的问题；其次，因为80%左右的汉字是形声字，根据形声字的声符，就可以判断出大致的读音，但未必准确；结合音注，可以解决声母的问题；再次，隋代陆法言的《切韵》一书是中古时期的语音规范，也是研究古音的一本重要典籍，可以两相比较；最后，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大兴，其中很多词语采用音译方式，保留了当时的语音现象。因此中古时期翻译的佛经都是珍贵的文献依据。”汪启明说，在语言的各个要素中，发生变化最快的是词汇，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词汇表达，这也是给语言断代的重要手段；其次是语音，改变最为缓慢的是语法结构。古蜀语也不例外。
第二板块：今天的“四川方言”还保留有哪些古蜀语？
四川方言”不等同于“古蜀语”
在学界曾存在这么一个观点：认为古蜀人或与羌人有关、或与三苗有关、或与彝人有关；古蜀人或为蜀地一支新的民族，或认为是 “华夏—黄帝族”的一支。经过文献与考古成果的仔细对勘，汪启明教授在《中上古蜀语考论》明确指出，夏蜀一体，禹生古羌，如无相反证据，《史记》《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的论断可以成立； “夏”为华夏之核心，蜀夏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源头之一，蜀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商代，蜀、商关系密切，从出土文献可得确证，蜀人非少数民族，而是华夏族的一员，其语言也是华夏语的一支方言。
远古时期，蜀地是多民族聚居区，古蜀人是蜀地的主体民族，蜀语也指这个主体民族的语言。先秦时期，蜀语是具备自身的特点、又与中原雅言有密切关系的一种地域方言，它与先秦时期的周语、秦语、楚语、宋鲁语、吴越语一样，是华夏通语即后来的汉语重要来源之一，也是汉语一支非常重要的地域方言。秦汉时期，蜀语甚至与秦语一道，成为汉语中地位较高的优势方言。
为了更清晰定位，在《中上古蜀语考论》中，确定了“蜀语”一词始见魏晋葛洪《抱朴子·道意》，并界定“蜀语”“蜀方言”与“四川方言”的区别：把中上古时期的蜀地人(不含蜀地少数民族)语称为“蜀语”，把宋元明时代蜀地人语称为“蜀方言”，把清代以后的蜀地人语称为“四川方言”。
《蜀王本纪》说：蜀左言，无文字。“左言”是什么语言？汪启明采用内证法，搜集了古代“左言”“左语”的全部文献用例，证明其并不特指少数民族语言或异族语言。他又把扬雄用“左”的用例全部找出来，发现并没有野蛮、粗俗的意义。从字义看，古代“左”“右”无别，都有“助”义。“左言不是少数民族语言的称谓，而是语音不正之谓，又主要是指蜀语的声调与中原语音有别。所以‘左言’是古蜀人语言。”汪启明谈到。
“坝坝”“老子”“痨药”
这些四川方言都来自于古蜀语
虽然从古蜀语到现在的四川方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根据语言底层理论，有些还是流传到今天的四川方言中。即使今天的四川方言已经是一个混合的方言，但其底层还是古代的蜀语。
“去喝坝坝茶吧……” “耗子太猖狂了，我今天要去买点药来痨！” “快点跑，天上在打白雨了。”
你知道吗？像“坝”“痨”“白雨”这些方言词，在中上古蜀语中也都能找得到。此外，与眼睛有关的很多动词，比如“眨眼睛”的“眨”“瞠目结舌”的“瞠”“眯眼睛”的“眯”；一些自然现象类的词语，比如 “烟雨濛濛”的“濛”“旋涡”“彩虹”的“虹”。人物称谓，“地主”“伙计”“亲家”“恶少”“雇工”等，见于张慎仪《蜀方言》，也能在古代的文献中找到用例。还有一个“䑋”字，早在扬雄时代就收入了《方言》一书，通行于“梁益之间”，许慎的《说文解字》也说是“益州鄙言”。这个词今天还在用，是肉肥而吃多了、吃伤了、吃腻了的意思。换句话说，今天四川方言有些词，上溯至中上古时期，那时的“四川人”就在讲了。
李实在《蜀语》里写道，蜀人把平原叫作“坝”。叠词有“坝坝”，合成词有“院坝、河坝、坝子”，地名有“中坝”“北坝”“厚坝”等。这个意思从南北朝到近代，再到现代，没有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第一部楷书字典《玉篇·土部》中就曾记载说，“蜀人谓平川曰坝”。
隋代无名氏的诗《绵州巴歌》中，有“白雨”这个词，意思是暴雨、雷雨。“‘白雨”是中上古时期的蜀语词，唐代时成为文人惯用词。杜甫曾在《寄柏学士林居》中写道，“青山万里静散地，白雨一洗空垂罗。”李白《宿鰕湖》一诗曰：“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在现代四川方言中，尤其是绵阳一带，“白雨”仍然流行。
今天不少四川人会挂在嘴边的自称“老子”，蜀地先人也早就在用了。《后汉书·韩康传》中，就记录了这个蜀语词，其意为：对人自称。南宋时期的陆游，曾经来到过四川，他在《老学庵笔记》的卷一中写道：“予在南郑，见西陲俚俗谓父为老子，虽年十七八，有子亦称老子。”这就能证明，“‘老子’这个词，在四川至少延续了1000多年。”汪启明说。
汪启明还特别提到一个古蜀语词：痨（读去声）。它表达的意思为“毒”。“李实《蜀语》：‘以毒药药人曰痨。’今天川北方言有‘痨人’，如：“我的饭不痨人。”“我又没有给你下痨药。”“他喝痨药死了。”汪启明说，这个在四川独有的说法，其实并不是原生词，“这是蜀人从其他地方学来的，扬雄《方言》说是北燕朝鲜语，结果现在反倒在四川才能听到。”
“豆逼”何解？
这其实是消失的古蜀语
当然，更多的古蜀语却由于使用减少而消失，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
1500年前，古蜀语中有一个有趣的词“豆逼”，不过，这可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逗逼”。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勉学》中记载，“吾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日晃，见地上小光，问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贤就视，答云：‘是豆逼耳。’相顾愕然，不知所谓，命取将来，乃小豆也。躬访蜀士，呼粒为逼，时莫之解。”意思就是说，古代四川人把一粒豆子，叫做“豆逼”，而“逼”则跟“粒”一样，是计数词语。汪启明说，“像这样的古蜀词语还有不少，比如，外公和外婆称为‘波’，笔叫‘不律’，砂锅叫‘土锉’，豆腐叫‘黎祁’，船叫‘纽扣’，我们平常吃的菌子以前叫‘斗鸡骨’。”
汪启明还提到了东汉《说文解字》中记载：“蜀人呼母曰姐”，就是说当时的四川人，把母亲叫作“姐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言的融合，今天在四川，母亲是“妈妈”或单呼一个“妈”，姐姐才是“姐”。“不过，据查证，到目前，四川仍有少数地方称母亲为‘姐’，如广元、广汉、威远、西昌等地，那是由于当地受到的外来冲击不大，方能沿用至今。”
当然，要去完全还原古蜀语的原貌，已经不太可能。学者们所做的，只能是通过文献，去考证哪些方言词曾在古蜀语中使用，或者辨认出我们现在使用的词汇里有哪些是古代蜀人曾使用的。
正在建立一个贯通古今
囊括各地方志方言的动态数据库
在《中上古蜀语考论》附录有一个“中上古蜀语词汇表”，收入了根据扬雄的《方言》、杭世骏的《续方言》、张慎仪的《方言别录》和李实的《蜀语》等文献进行全面梳理而成的742个蜀语词汇。哪些蜀语消失了，哪些蜀语流传至今，一目了然。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上古蜀语的消逝与传承。汪启明非常严谨，他提醒我们要清楚：确定了是古蜀语的词，并不代表这个词在历史上一定没有被其他地方使用，只是保证“根据有限的文献材料查证，这个词在古蜀使用过。”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的主持者，汪启明说，他们正在对古今方志所载汉语方言材料做全面辑录和整理，完成一部涵盖方言词语、成语、谚语、方言读音、口语用例、文献佐证等在内的一部方言词汇集。在此基础上，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建立一个贯通古今、囊括各地方志方言、具备逐词查询和多方面检索功能的动态数据库，将对所有公众开放。让海外的汉语学习者、研究者，语言政策的制订者无翻检之累，有筌蹄之功，“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绝遐异域之语”，为建设科学而完备的汉语史、汉语方言史，保存历代和现代汉语方言材料，为具有本土特色的汉语理论系统建设奠定基础。
第三板块：方言有一天会消失吗？
方言不会消失
但具体某一种方言存在消失的可能性
世界上大约有7万多种语言。但根据国外语言学家最近的一项统计，近一半的语言正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这些语言很有可能在本世纪内消失，而且消失的速度会非常快。有人估计。现在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已经超过了部分鸟类、哺乳类动物、鱼类和植物灭绝的速度。这些消失速度非常快的语言，自然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语言的第一要义是交际。为了更方便地与他人交流，历朝历代的语言规范化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古代有所谓的“雅言”，就是一种超方言的交际形式。由于语言发展演变的动态性，有些方言消失了；有些从这个地方的方言变成了另一个地方的方言，本地反而没有了。明清时代有官话，现代汉语有共同语。共同语是一种语言的高级形式，当人们都习惯使用共同语后，方言的使用频率相对下降，使用场合逐渐缩小，自然就面临“消失”的窘境。
如此，一个有趣的讨论出现了。如果我国所有的人都开始说普通话，那是否会有一天，大家都不再使用方言了呢？
人不能离开语言
而所有语言的基础都是方言
汪启明认为，要探讨方言的消失与否，首先应该明确在这个提问的语境里，对方言的定义和划定的范围是什么？
在语言学理论中，“语言的统一”与“语言的分化”是在语言发展进化中必然会发生的一组对立概念。“语言的统一”指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方言或语言之间共同点增多、互相接近直至完全混同的情况；“语言的分化”则是指一种统一的语言产生方言差别，甚至由方言差别进而分化为不同语言的情况。
方言，正是伴随语言演变而产生的必然现象。由于语言的不断统一和分化，方言也不断形成；因为内因或外因的推动，又不断消失。就某一种具体的方言而言，确实会面临绝缘的情况，但是新的方言必然也会持续产生。因此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方言”一定不会消失，但某一种“方言”是可能会消失的。
在另一方面，方言与共同语作为语言这个大范畴内对立的双方，是相互转化依存的。例如国家规定普通话是目前我国使用的共同语，但它本质上依然以方言为基础，如现代普通话是以热河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
“假如四川方言消失了，四川人都说普通话了，那也只是从一种少数人使用的方言变成多数人使用的另一种方言的过程。人不能离开语言，而所有语言的基础都是方言。社会是变迁延续的，方言也就有生有灭，有灭有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方言永远不会消失。”汪启明谈道。
而对于某一种具体方言的消失，汪启明认为，应该看成是一个物种的消失，非常可惜。在漫长的历史中，方言总是处于不停的变动状态，但这种变化又极其缓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很难意识到方言的改变。只有跳出来，站在更宏观的历史角度去看，才会意识到方言的变化，就像秦汉的文法与唐宋的文法截然不同一样。时至今日，方言仍在变化。而人类在选择语言时总是很聪明地将那些不好用的、与时代逐渐脱节的方言摒弃。因此，某一种方言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就会慢慢淡出历史舞台，成为未来再进行“方言考古”的化石了。
世界是多样的，文化也是多样的。维持世界的多样化，是人类的共同理想，相应地，语言也理应丰富多彩。那么，保护濒危方言就显得至关重要。
方言和共同语将长期共存
并不存在鸿沟
从2015年开始，我国启动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在全国组织了1500个方言点的田野调查，其中四川有90多个方言调查点。“语保工程”的实施，正是对世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
也是基于此，汪启明还特别提到了“双语”沟通在未来社会的持续性问题。“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会使用’双语’进行交际，在工作场合或者与同龄人说话时，大家使用普通话，回家乡后和父母长辈说话，则使用方言。这种在方言和共同语里无缝转换的方式并不难，事实上，这也符合目前大多数年轻一代的语言习惯，大家也是这么做的。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是完全不冲突的事情。方言是民俗文化的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我们的文化没有变，我们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也没变，强行让方言改变是不可取的。”
2020年6月，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徐晓萍表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范的是公共领域的用词用语，对个人在非公共领域使用语言文字没有做任何的限制，并且即使在公共领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使用方言也留有了空间”。推广普通话和使用传承方言并不矛盾。这样的官方表述，等于对这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一锤定音”。
“尤其是对南方人来说，例如粤语区，强行要他们分清普通话的有些标准发音，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汪启明谈道，我国历朝历代人们所操持的语言都是方言与雅言（即共同语）的混合体，在现代，方言和共同语也将长期共存，并不存在鸿沟。
“一代有一代之方言”
地域方言变少了，但社会方言变多了
方言不仅不会消失，新的方言还在不断产生。这种增量不仅体现在不同地域，也体现在不同年龄、不同职业。
在致力于方言研究多年的汪启明看来，广义的方言除了会在地域上形成分化，在不同年龄层、不同行业，也会产生分化，从而形成方言。例如，90后人群有他们自己的“方言”，医务工作者也有行业内的“方言”，方言的外延早就包括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得到了极大的延伸。
一个常见的例子，“呵呵”在通常的语言环境里，是微笑的拟声词，表达喜悦，没有任何褒贬。但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呵呵”一词在很多年轻人的语境里拥有了不同的意思——表达嘲讽或者无奈。正所谓“谣言止于智者，聊天止于呵呵”。
“很多这种类似的网络词汇，我们听不懂，但在年轻人的交流语境中是畅通的，这其实也就是这一代人新形成的方言，其他还有诸如‘嗯嗯’、‘嗯哼’等等。”汪启明也为这种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正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方言。而在此之外，那些在行业内才能懂的专业术语，在这种意义上也属于“方言”的一种，正所谓隔行如山 。
时代会赋予“方言”新的含义，新的方言因素正在不断产生。曾经，方言因山川、河流、战争、交通、迁徙而生，也因为贸易、通婚、交通、迁徙而合。但现在，随着年龄层的不同、职业圈层的不同，产生了新的方言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