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蜀文化神秘浪漫特质与优雅时尚的城市形象塑造-天府文化研究院（文新学院）

古蜀文明，是中国上古三大文明之一，它经过历史的积淀，有人文的“绘制”，也有科学的“发明”，更有哲学的“沉思”，是中华文明“色彩盘”上的一种“原色”。成都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气候湿润和地势平坦为古蜀文明的孕育提供了条件。先天的自然地理为蜀地的农业生产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成都平原的地势条件是西北高东南低，这种地理状况决定了成都平原容易遭到岷江洪水的侵袭。传说中的治水故事成为古蜀人的共同记忆，丰饶的物产为治水故事提供了印证。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步，商周时代的蜀人发展渔猎盐酒业，作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作为古蜀的都邑所在地，成都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城市群，有“天府之国”、“蜀中江南”、“蜀中苏杭”的美称。从成都所处的地理方位——四川盆地西部边缘来看，古蜀“会通中西”，因此文化特色呈现出多元性。例如，从出土的古蜀器物上看，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从三星堆出土的祭祀用具的制造工艺上看，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这些出土的文物体现出古蜀人包容的文化心理。

现代人看来很神秘的古蜀文物可能承载着古蜀人浪漫的生活趣味。例如，天地、山川、日月成为古蜀人民对于生活进行浪漫想象的主要元素。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掘表明，早期古蜀城市文明的发达。具有象形特征的巴蜀图语记录了古蜀人的生活日常，也给了后人无限的想象空间。以现代知识的视角来看，蜀地出土文物的形态和构造表明，先秦蜀人在自然科学、哲学和美学方面具有很高的成就。从先秦古蜀到当下，成都作为重要的文化名城不断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汉朝时期，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州，四川地区为益州，成都是益州治所，人口有七万六千户，约四十万人，汉朝政府在这里设立官办“锦官城”，专门管理蜀地出产的蜀锦。成都市场繁荣、人口众多，太守文翁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官学，也让成都的文化教育水平高居全国前列，涌现出司马相如、杨雄等文豪大儒。道家理论也在这里生根发芽，本土宗教——道教终于诞生于成都大邑鹤鸣山。东汉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明确记载了除长安、洛阳外、邯郸、临淄、成都、宛为汉朝五都。唐代成都依然延续了汉代大都会的本质，人民安居乐业，物产丰富，文化繁荣，农业、手工业、丝织业、造纸业、印刷业发展迅速，商品交易也琳琅满目，时称“扬一益二”就是说，天下除长安、洛阳二都以外，论城市的繁华程度就是扬州第一、成都第二。

可以说，出土的文物和神话故事是上古时期古蜀人民留给成都的精神和物质文化遗产，为天府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当下的成都GDP总量不断攀升，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也蓬勃发展，地铁、公交不断完善、公园、绿道越来越多，宜居成都成为城市建设的总目标。对于现代的成都来说，古蜀的“神秘浪漫”文化特质更多是从历史的视角来加以阐发的，但是，这种文化特质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也在型塑着现代成都“优雅时尚”的城市品格。由此，梳理先秦古蜀传说和文献记载，照应考古的文化发掘，展示先秦蜀文化的神秘浪漫特质，对塑造优雅时尚的成都城市形象具有重要价值。从理论价值上来讲，优雅时尚的文化品格需要从先秦古蜀文明哪里寻根溯源；从实践价值上来看，先秦古蜀文化的神秘浪漫为成都现代化城市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活水之源”。

第一章先秦时期的蜀地自然

先秦的成都平原地势平坦、渠汊密布，这些地理条件使其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粮仓”。但是，低洼的地势也使得蜀地频遭水患，因此，天然地理还需要结合人工水利才能保证蜀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先秦蜀地人民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大禹和鳖灵的传说和事迹成为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盆地的地势与湿润的土壤决定了先秦蜀地温暖湿润的气候，相对于同时期的秦国和楚国来说，蜀地的动植物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此，“物产丰饶”成为蜀国的标签，在农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手工业、渔业、牧业等产业成为农业的重要补充。上述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也使得先秦蜀地的文化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征。

第一节先秦蜀地的地貌条件与气候特征

先秦时期的蜀地作为古蜀文明的发源地，地势平坦，战略地位险要。成都平原由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湔江、石亭江、绵远河、西河、斜江、䢺江、南江等8条主要河流重叠连缀而形成复合的冲积扇平原。从地理位置上看，先秦的古蜀与秦国相邻。《华阳国志・常志》中说：“（蜀）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貌上看，秦地不同于蜀地。按照司马迁的说法，秦邦最开始“僻在雍州”，即居住在现在的甘肃省东部，与戎人杂居。秦穆公以后，秦邦征服关中。到秦孝公之时，秦国占据着肴山和函谷关等险要，占地海拔较高，其南部就是富饶的巴蜀之地。相对于蜀地来说，秦地突出的地理形势有两个，第一，位居高原，控扼黄河上游；第二，周围山围水绕。成都平原地势平坦，海拔450-750米，地表松散，沉积物巨厚，结构良好，渠汊密布，有利于发展自流灌溉，是四川盆地最肥沃的土壤。从战略地位上讲，成都平原向西迎接着青藏高原势力的东进，向东控临长江上游，向南面对云贵高原，北穿秦岭，交通中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顺着长江的走向，长江上游的古蜀文化对楚文化的早期发展影响甚大，而楚文化以它特有的豪放之气反溯长江上游，给中晚期的古蜀文化以较大影响。从地貌上看，蜀地的地貌更为平坦，楚地的地势结构以低山丘陵与平原相间分布为主。

但是，整个成都平原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这种地理状况决定了成都平原容易遭到岷江洪水的侵袭。“自古至今，成都平原面临的最大自然灾害就是洪水，每到夏秋，岷江上游山洪暴发，洪水顺着地势，给成都平原造成破坏”。蜀地治水的历史经验体现了古蜀人的智慧。学者指出，古蜀人所处的成都平原“是第四纪以来所形成的扇形冲积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岷江顺地势从西北而来，流贯其间，每逢夏秋上游涨水，平原必受其害。”童恩正先生也认为“古代的成都平原，由于地势低洼，沼泽密布，如果没有较高的生产技能和开沟排水的经验，要在此定居农耕是相当困难的。”根据文献的记载，杜宇时代的成都平原可能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蜀王本纪》：“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结合《水经注・江水》：“江水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春秋前期，成都平原遭到洪水侵袭，蜀地人民在鳖灵的带领下，在岷江上游进入成都平原的入口处，开凿了一条人工河道，分岷江水为沱水。《尚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谭继和先生认为，兴于西羌的大禹，始于岷山治水后扩及九州”。“古代蜀人长期不懈的治水传统对于发展农业，战胜水患，确保增产丰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经过李冰对岷江因势利导建设了都江堰，使得成都平原成为名副其实的米粮仓”。蜀国的水利建设使得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达到很高的水平。

从上述地理条件上看，成都平原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气候的特殊性，四川盆地的北边有高耸入云的秦岭、大巴山作为天然屏障, 每到冬季, 北方的冷空气流不易进入盆地内部的成都平原, 使得这一地区冬季温暖, 霜雪少见, 而夏季这里也少酷暑。从金沙遗址出土的数量众多的象牙结合史书的记载，“商周时期长江流域和四川盆地境内的气候，比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湿润温暖，河流纵横，林木茂盛，更适宜鸟兽和大型动物生存。”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经过鉴定，属于亚洲象种。目前来看，亚洲象种一般栖于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季雨林及林间的沟谷等。《山海经・中山经》：“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华阳国志・蜀志》：“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其宝则有壁玉……犀、象”。这些资料表明，古代的长江上游和四川盆地存在象群，并且能够推断出，商周时期的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上游很可能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森林，那时的成都平原除了茂盛的林木和先民们开垦的稻作农田，可能还有很多水草丰美的沼泽地。上述地理优势和温润的气候为农业种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促进了农林牧渔业的发展。

第二节先秦蜀地的农业发展与周边产业

在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各种用于炊煮谷类食物的器具，还有用于农耕的石斧、石刀、石锄、石矛等生产工具。它们证明，早在中原的五帝时期，古蜀大地上已经有了农业生产活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涉及大渡河流域和四川盆地东部长江沿岸以至三峡以东地区的古蜀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成都平原出土的磨制石器主要有斧、锛、凿、矛等，打制石器主要有盘状器、砍砸器、刮削器、有柄石锄等。这些农业生产工具表明，古蜀农业在很早就脱离了原始阶段，进入了锄耕农业阶段”。

商周时代的蜀人以稻作农业为主，兼有其他农作物种植。结合上述地理条件和气候的分析，一些考古资料表明：“至迟在距今5000年前，成都平原的农耕村落已经初步兴盛起来。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成都方池街遗址等为古蜀农业发展的情况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蜀地的农业起始于岷山河谷。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述，大约兴起于五帝时代的蚕丛氏“居石室中”，在岷山地区进行土地开发种植庄稼。《尚书・禹贡》，“岷，既艺”。结合文献记载和一些考古发现的印证，在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农作物主要有稻、黍（去皮后称黄米）、稷（例如高粱）、菽（豆类）、麦等。成都平原充足的水源为水稻种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华阳国志・蜀志》，江原“小亭有好稻田”。《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这里的“都广之野”就是成都平原，“膏菽、膏稻、膏黍、膏稷”是当时的几种主要的农作物产品。《华阳国志・蜀志》，岷江上游地区“土地制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粮食作物不仅仅种类多，而且产量高。成都平原因此是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富饶的地区之一。这一点从古史的记述中可以了解到，从一定意义上讲，先秦的蜀地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物质保障。例如，秦灭蜀以后不久，秦国大将司马错率领巴蜀地区的将士，满载粮食和后勤物资顺江伐楚。《华阳国志・蜀志》：公元前308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又例如，张仪给楚王分析秦国的实力时候提到，“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除了以上农作物种植以外，先秦古蜀地区还有其他产业，例如，四季盛产瓜果。《华阳国志・蜀志》：“其宝有……桑、漆、麻、纻之饶，……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

商周时代的蜀人发展渔猎盐酒业，作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先秦蜀地农业的发展促进了酿酒业的兴盛，考古人员在广汉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了大量的酒器，包括各种酿酒器具、盛酒器和饮酒器，既有陶质，也有青铜质学者猜测“蜀酒似乎与中原‘汁滓相将’（连糟食用）的酒不同，很有可能是去滓后仅饮其汁的低度发酵酒。”表明在先秦时期，蜀地就有了酿酒的工艺。同时，由于成都平原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古蜀人民也以渔猎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手段。从一些考古出土的动物骨骼来看，各种野生动物是古蜀人肉类食品的来源，杜宇王国时，“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开明王朝时，“平阳山亦有池泽，蜀之渔畋之地也”。食盐在人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古蜀人很早就掌握了制盐的方法。《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南安（今乐山）有“盐溉”，也就是通过煮盐水来提取盐。《太平御览》卷52引《华阳国志》“汶山有碱石，煎之得盐”，《太平御览》卷865引任预《益州记》：“汶山有咸石，先以水渍，既而煎之”。按照《华阳国志・蜀志》记述，秦灭蜀以后，设置了“盐、铁、市官”。说明当时蜀地产盐量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由特定的官员来管理盐市。

第三节古蜀人民包容的文化心理和浪漫的文化性格

从三星堆和其他墓葬出土的一些文物来看，古蜀的文化特色呈现出多元性。首先是从出土的古蜀器物上看，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三星堆出土的蜀国玉雕中，有一部分形制与中原夏商玉器完全相同或及其相似。另外，从一些出土的青铜器上也可以看出，具有夏商文化元素的古蜀器物与器形相近的中原器物存在差异，但是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器具具有相似性。历史学家李学勤据此推测，商文化因素是经过长江流域的通道，反溯长江而入古蜀文化区的。商文化与蜀文化在各自拓展的过程中，交汇于长江中游地区，蜀人又将商文化的精华带回本土。其次是从三星堆出土的祭祀用具的制造工艺上看，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三星堆青铜铸造工艺的高度发达表明它是一个能与中原文化系统相媲美的另一青铜文化，蜀国冶金术的起源远远早于这个时代，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填补了我国青铜文化史中缺乏独立雕塑艺术品的空白。最后，从三星堆出土的金权杖，在古蜀本土完全找不到文化渊源，不同于中原二里头文明，与近东文化的风格一致、功能相同。众多学者认为，金权杖是古蜀文明与外界文明交流的重要证据。

古蜀国以农业为主，天地、山川、日月成为古蜀人民对于生活进行浪漫想象的主要元素。三星堆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古蜀国主要以农业为主，有着兴旺的家畜饲养业和畜牧业，有着多种养殖业和广泛的渔猎活动，加上发达的各种手工业，从而构成了繁荣的古蜀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对于自然条件的依赖，在这一基础上的生产实践决定了古蜀人对于自然的崇拜，这些活动及其文化形式也是古蜀人民精神世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古蜀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有着丰富多彩的祭祀内容和祭祀形式。古蜀人民的祭祀对象包括天、地、山和祖先等等。从出土的器物来看，在中原的殷商时期，古蜀的青铜业已经相当发达，成为宗教礼仪用品和宗庙用品，而且反映出古蜀国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宗教礼仪制度。古代蜀人如此注重祭祀自然界的客观事物，与他们丰富浪漫的精神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远古时代，自然崇拜曾经是世界各民族史上普遍存在过的宗教形式之一。对于日月山川进行崇拜并加以祭祀，可以说是先民们早期宗教信仰的一种共同的现象。

第二章先秦时期的蜀地文化

从文献记载结合地理位置来推断，先秦蜀人的起源传说表明，蜀地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一个支流。三代蜀王的传奇故事是对于先秦蜀地灿烂文明的精彩表述。其中，大禹、鳖灵以及李冰的治水故事成为蜀地时代传唱的诗篇，体现古蜀人民勤劳勇敢的精神。如果说，古代文献关于蜀地的记载不能使人信服，那么，当代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现使人们近距离地展开了与古蜀人民的“对话”。古蜀文物是直观的历史，古蜀文学则承载的却是文化的记忆，但是，文物上刻录的“巴蜀图语”至今没有被破译，也许，这是古蜀文化之所以神秘的根本所在，有谁能够读透，这些图形文字背后古蜀人民的浪漫情怀。

第一节蜀地传说与蜀地神话

一、上古时期蜀人起源传说

历史文献材料表明，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高阳成年后东进中原，建都帝丘，又封其支庶于蜀，子孙中的一支留在了蜀地。从考古学上看，岷江上游地区仰韶文化彩陶与马家窑文化彩陶以及成都平原宝墩文化陶器共生的考古现象，证实了这一传说的真实性。从这一事实出发，中原和古蜀均为黄帝后代，两地的文献均从古相传黄帝与古蜀的亲缘关系，都把各自最古文化的起源追溯到黄帝与嫘祖、昌意、蜀山氏和帝颛顼，这体现出两个地区共同的文化底色。根据《史记》的记述，黄帝娶嫘祖以后，由西东进中原，阪泉一战大败炎帝，涿鹿一战擒杀蚩尤，成为初步统一中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的酋豪。尔后，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流过程中，黄帝文化继续东进南下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各地，渗透到一些相对异质的文化区域，并与各地原来的文化相结合，这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受到了黄帝文化的浸染，因而各地文化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这种文化特征积淀下来以后，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基石。

除了黄帝、昌意与蜀山氏的关系以外，大禹兴起于西羌的说法始于先秦，禹生石纽的传说出自古代羌人。禹兴西羌和禹生石纽时传说中的大概念和小概念问题。西羌既指族系，又指分布的地域范围，石纽指西羌居住地域内的一个具体的地点。《华阳国志》记载岷江上游广柔县境内就是大禹胜地。“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为人所得，则共原汁，云禹神灵佑之”。《水经注・沫水注》说：“（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夷人共营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言大禹之神所佑之也。”岷江上游氐羌族群对于大禹的膜拜表明，岷江上游确乎同禹具有民族和文化上的深厚关联。禹成年以后，东进中原，手创夏王朝，随禹东进的羌人也就转化成为夏王朝的主体民族。于是，禹兴西羌、禹生石纽的传说，也随着东进开创先王朝的羌人之定居中原而在中原长期保留下来。

二、三代蜀王奠定了蜀地的基业

“三代蜀王”是指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蚕丛、柏濩和鱼凫。《华阳国志・蜀志》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濩，次王曰鱼凫。”《华阳国志・蜀志》还说，颛顼帝封其支庶于蜀地，“世为侯伯，历夏、商、周”。三代蜀王丙飞前后相继统一的国家，甚至不是一系相承的单一族体，他们族群有别，在成都平原活动的时间也不同。古蜀族，其实是一个具有多元血族的复合型民族。

蚕丛氏兴起于岷江上游的蜀山，是蜀山氏的直系后代，也是桑蚕业的传承者，其名号从蜀山氏转化为蚕丛氏，也就是整个族群从饲养桑蚕转为饲养家蚕的一种反映。蚕丛氏是氐族的一支，《汉书・五帝纪》，颜师古引应劭，“今蜀郡岷山，本冉駹也”，冉駹是蚕丛一系的一支，是岷江上游石棺文化的创造者。蚕丛氏进入成都平原的时代，大概在商代以前。三星堆遗址发现了商以前的蜀都城墙。岷江上游茂县营盘山和沙乌都新时期时代遗址，既有当地土著文化的特点，又余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有着联系，结合史籍中记载的蜀山氏和蚕丛氏来看，可能是二者的文化遗存。

关于柏濩，现存的历史资料很少有记载。考古资料显示，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有明显的变化，第二期与第三期一脉相传，为鱼凫时期的文化遗存。按照上述记述的三代顺序，可能第一期中包含有柏濩的文化遗址。鱼凫氏三代蜀王的最后一代，也是古蜀的统一者。宋朝罗泌《路史・前纪》谓“鱼凫治导江”，即今都江堰市南部。说明鱼凫活动的区域在成都平原一带。鱼凫氏也是氐族的一支。《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淮南子・地形》中说，建木就是成都平原，建木以西指的是岷江上游地区。后来鱼凫王败走湔山，蜀人怀念鱼凫，在湔山建立祠庙。

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三代蜀王中的每一位“均为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所谓“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与文献中记述的“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长久”一样，指的并不是君长的寿命有数百岁之长，而是指代君长这个角色及其地位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在每一时期的政治组织中，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权力机构，这个机构已经达到了稳定化的程度，以至前后相继维持数百年之久。三代蜀王时期已经接近原始社会的尾声。《华阳国志・蜀志》中提到的“蜀侯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说明蜀王蚕丛已经拥有了组织广大民众的权力，突破了原始共产制，具有了等级制的政治特征。这些政治特征与农业以及其他手工业的发展同步进行，为蜀地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造福蜀地千秋万代的水利功业

上文已经提到，虽然说成都平原气候湿润，海拔较低，有着天然的舟楫灌溉之利，然而在上古时代经常遭受到洪水的侵害。“大禹治水”、“鳖灵治水”以及“李冰的水利工程”的传说和事迹感染着世世代代蜀地人民，可以说，后来蜀地之富饶景象是古蜀水利专家勾绘的。

大禹治水是从江水上源岷江开始的。《尚书・禹贡》，“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岐山在雍州。《舆地广记》中说，“《禹贡》岷山在西北，俗谓之铁豹岭，禹之导江，发迹于此”。大禹导江，主要功绩是从岷江开挖出一条人工河道，用来分引岷江洪水，这条人工河道就称作“沱”。大禹导江的目的在于解决成都平原常年遭受的岷江水患问题。大禹制服洪水以后，“更制九州”，将四川全境划入“梁州”。由于大禹治理了岷江洪水，从川西北到川南都得到开发整治，农业发展，水利兴旺。道路开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到了两周之际，为了制服岷江上游的洪水，古蜀国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治水运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鳖灵治水。据史书记载，在蜀王杜宇时代，蜀地遭受特大洪水的侵袭，当时的蜀相鳖灵在岷江上游入成都平原之处，开凿了一条人工河道，即江沱。消弭了水害以后，“蜀得陆处”，“民得安居”。包括秦国灭蜀以后，秦国蜀守李冰充分吸收蜀人之前的治水经验，在此基础上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由于蜀地对于水利建设的重视，弥补了自然条件的不足，使得古蜀国的农业得到大幅度的发展。

第二节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为四川早期历史建立了一个比较确定的年代体系。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掘，在蜀王故都的探索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首先，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是，东起回龙村，西至大堰村、南迄米花村，北抵鸭子河，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其次，夏、商、周时期的房屋基址有40余座，陶窑1座、灰坑100多个、小型墓葬4座。再次，发掘出大量陶器和玉石器。其中一、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人立像、青铜面像、青铜头像、青铜神树以及金杖、金面罩、象牙等物品上千件。除此以外，发现了三星堆城墙，这些遗迹为蜀王故都的轮廓提供了实物证据。之前，《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中均提到，鱼凫王在湔山“得道”，蜀人为了纪念他，于是在湔山建立祠庙。按照《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如果说，蜀人在都江堰境内的湔山建立了鱼凫王庙，那么，那里似乎是鱼凫王的故都所在。

三星堆四期文化，大体上传递出古蜀三个重要时期的历史信息。第一个时期是四川原始社会后期的情况。这一阶段的历史概况是，大约距今4800年前后，在成都平原北部的黄土台区域，形成了一支具有共同民族文化特色的古代氏族部落群体，三星堆与西泉坎一带有数个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生产建设、繁衍发展，借助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千余年间进一步壮大，为进入文明的门槛打下了基础。第二个历史时期包括三星堆“二期文化”和“三期文化”。三星堆“二期文化”是典型的蜀文化形成期，“三期文化”为蜀文化繁荣期。这两期表现出三星堆古国古文明出现并逐步完善时期的历史状况，大约在奴隶社会初期。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三星堆居住群范围扩大，房屋密集，居民猛增，周围建筑了城墙，社会分化和分工进一步明确，形成中心城市，到第三期后段，以祭祀坑出土的大量文物为代表，达到三星堆文化的顶峰，形成“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第三个历史时期，即三星堆“四期文化”，在前两期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尖底器大量出土等，一些二三期最典型的器物特征在衰退，新文化因素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正在发生变动。这种变动也包括，发展了一两千年并成为早期蜀文化中心地区和最高成就的三星堆文化突然神秘地消失了。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将一种沉睡的古文化唤醒，使得一个消失了的古国再现，用立体实物传递出古蜀社会的历史信息。在经济发展方面，可以发现当时的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多种耕作工具已经投入使用，包括一些防洪和灌溉技术。大量酒器的发现，反映了酿酒技术的发展，成堆的兽骨表明畜牧业在发展，青铜器具、玉石礼器的出土反映了手工业、青铜冶炼技术的发达。其中出土的器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古蜀人在科学技术、艺术审美、货物贸易等方面的成就。在政治体制方面，三星堆繁荣期反映出具有国家形式的政治实体已经形成。巨大的城区，面积仅次于同时期的郑州商城，居全国前列。城区有密集的建筑，其中可能有宫殿，也可能有住宅。祭祀坑的发现表明主持者具有代表公众讲话的权威。在社会结构方面，从一些房址遗迹的面积可以看出，不同房屋的空间面积差距很大，反映出当时城内阶级分化较为严重。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象牙等可能是当时权势和财富的象征。与这些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另外的四座墓葬遗址中基本没有随葬品。这反映出当时城内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古蜀地区各种生产资源和社会财富向着三星堆古称高度汇聚，表现出三星堆古称对于当时蜀文化区域的凝聚力、向心力和高度的社会控制。总的来看，三星堆遗址给现代人的印象是，从地下发掘出一个古代王国，这个古代王国距现代显得很遥远，从史籍上又找不到对应的记载，显示出它的神秘之处。但是，从出土的文物器具上看，表明当时的古蜀城处于国家文明的初级阶段。从另一方面看，大量器物和遗迹的集中发现能够说明，当时的“三星堆古城”人口大规模集中，在这些人口中，社会的分工相对明确，有统治者、农业生产者、手工业者、专职祭司、军人等，器物的不均匀分布表明，剩余财富趋于集中化。所有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正是业已形成一座早期城市的主要标志，构成一幅城市文明的清晰图景。

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重大的考古发现，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001年春天，成都市区西部的金沙遗址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遗址的分布面积约为5平方公里以上。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数以千计的金器、铜器、玉器、象牙、石器等。还有大量的遗迹例如房址、陶窑、墓葬、灰坑等。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器物有200多件，其中有黄金面具、射鱼纹金带、鸟首鱼纹金带、太阳神鸟金箔等。此外，还有大量铜质人像、玉器、石器、木器以及象牙等。从金沙遗址发掘的情况来看，其出土的不同遗迹、不同质地文物表现出一定的功能区分，由此可以大致推测整个金沙遗址的规划布局，在金沙遗址东部，出土了1300多件金器、铜器、玉器、象牙、石器等，还发现了半成品的石器分布区、野猪獠牙分布区和象牙堆积坑。象牙堆积坑内有大批的象牙，并且伴有玉器和铜器。这个区域可能是宗教礼仪活动区或作坊区。

金沙遗址的遗迹遗物表现出宝墩文化晚期和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其主体文化与十二桥文化最为接近。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陶器、金器、玉器等文物应该出自商代晚期至春秋前期，与十二桥文化时代相当。有学者推测，金沙遗址是成都十二桥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早期成都城市的核心区。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商代成都，是一座早期城市。整个遗址范围地势平坦，北侧有郫江古道，南有清水河，中有磨底河由西向东横穿而过，沿袭了早期古蜀人根据河流走向与附近地势特点来择地修筑城址的传统，显示出滨河而居的特点。从出土器物的形态上看，金沙遗址出土的玉钺、玉戈等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殷墟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例如，斧形器上阴刻的连体兽面纹与中原地区西周早期同顶上的兽面纹基本一致，铜容器圈足上的纹样是以云雷纹为地，饰以夔纹，这些都是受中原商文化和周文化影响的结果。金沙遗址出土的实物资料证明了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

第三节神秘与浪漫的蜀地文学

语言是人们聚合为一个民族的要素之一，当人们用口语或文字来描述客观世界或表达主观认识的时候，这种语言表达形式成为文学。古蜀的口语已经不可考，留下的遗迹似乎正在向现代人讲述古蜀人民的浪漫故事，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些遗迹难以辨识。20世纪20年代，成都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上带有神秘的图形符号，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推断这些图形符号可能是巴蜀文字。有学者把这些图形符号和后来在铜戈、印章上的类似符号统称为“巴蜀图语”。“巴蜀图语”是古蜀文明的载体，每一段图语的背后，呈现出的是古蜀人民鲜活的生活场景。但是，这些“巴蜀图语”的文义至今难以知晓。著名学者李学勤曾说：“21世纪对于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成功破译‘巴蜀文字’”。

结合古代史籍的记载可以发现，上述“巴蜀文字”之说在汉代受到质疑，《蜀王本纪》中提道，古蜀人“不晓文字”。但是，《华阳国志》认为，商朝的太史彭祖就是四川人，由此推断，蜀人应该通晓文字。著名学者童恩正将巴蜀图形符号分为两类，一类是图像性的符号，例如手掌、花蒂、水波、房屋等；另一种是文字性的符号，与中原文字相似，但是至今未能解读。巴蜀文字可能是在巴蜀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学者段渝认为，上述巴蜀符号都是文字，可分为表意文字和表形文字。其中，表意文字是蜀人发明的成果，表形文字则可能是在某种外来文化因素和古蜀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

古蜀表意文字和表形文字同属于古代象形文字大系统，均从具有形、音、义三要素的象形字发展而来。但是这两种古蜀文字从其产生直到战国时代，经过千年的发展演变，基本的结构没有改变，与汉语古文字有着共同的性质。学者徐中舒先生认为，巴蜀古文字与汉语古文字在构成条例上具有共同的基础，它们的分支应该远在殷商以前。正因为如此，两者在上千年的演变过程中，始终保持了象形文字这一共同的特征，没有向表音文字方向发展。秦灭蜀后，巴蜀文字仍继续流传。在这一过程中，秦始皇推进了文字的统一，汉中叶以后，巴蜀文字逐渐归于消失。但是，这种文字仍然在民间流传，例如，汉末张陵在蜀之鹤鸣山所得“术书”，当即巴蜀文字的孑遗。殷商至战国时代，蜀人在使用自己文字的同时，也适用中原文字，这在荥经、新都、青川和其他地点出土的古蜀器物上有明确的证据。一方面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蜀文化的开放性。

第三章先秦蜀文化神秘浪漫特质及其影响

三星堆遗址以及金沙遗址所出土的文物是蜀文化的物质载体，从这些文物的形态上看，由“日、月、（玉）石、鸟、鱼、蛙、金、人、象牙”等元素组成。以现代知识的视角来看，这些文物的形态和构造表明，先秦蜀人在自然科学、哲学和美学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这种“就地取材”的智慧和“天人合一”的精妙思维让后世为之惊叹。

第一节先秦蜀文化的科学属性

对于当下的人们来说，我们也许无法理解先秦蜀地人们的思想世界与现实生活，一方面，相对于先秦来说，现代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发掘古蜀文物和阅读古蜀文献的过程中，当代人无意间接受的现代科学思维模式在型塑着这些信息，这使得我们和古蜀先民在“时空交流”的过程中难免产生“鸡同鸭讲”的情境。但是，基于历史科学的考察进路，一种“连续”性的“追溯”与“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文化的脉络中找到现代成都的源头，这种源头当然包括先秦蜀文化中的科学因素。

一、先秦蜀地的采矿业和冶金术

现代的科学倾向于通过观察来获得事物后面不变的关系或原理，以此指导生活实践。虽然说，从三星堆遗迹和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先秦蜀人的生活离不开一些诸如祭祀等超验的活动，但是，青铜器、金器、银器等的出土反映出先秦蜀地人民对于科学与技术的“重视”。因为这些器物的发掘不仅仅表明先秦蜀地人民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还以探矿采矿技术的发展为前提。关于先秦蜀地的采矿技术，缺乏相关的记载，但是，《华阳国志・蜀志》中表明，蜀地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例如“璧玉、金、银、珠、碧、铜、铁……”。

在金属冶炼方面，古代蜀国的冶金术，在公元前2000年中期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发展阶段。上文提到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蜀国大型青铜制品群。无论从合金水平还是制作技术上看，这些青铜器与同一时期华北商王朝相比，都不逊色，两者明显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在锻造模制工艺上，诸如大型青铜立人、各种青铜人头、面具、神树等，其工艺之复杂，远远超出其他任何质料所做器物的技术难度。冶金术的起源于制陶术的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矿石冶炼所必备的高温，一般是在制陶术发展到已经可以提供足够的加热温度以后才可能获得。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多为轮制，火候较高，还出土了大量的厚胎夹砂坩埚和翻模铸造的泥芯，确凿无疑地表明蜀人已掌握了相当的高温加热技术，足以为冶铸金属器提供温度技术条件。

蜀国青铜器的制作，主要采用了范铸法，并运用了铜焊、锻打等技术，使青铜制品不仅精美华丽，而且具有很高的技术和工艺价值。与同时期华北青铜器相比较，商代晚期蜀人已经掌握了铜焊技术，三星堆青铜器对此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冶金史学界普遍认为，华北的铸焊工艺源于西周末，春秋中期较多地使用，战国时代普遍使用，是当时中原青铜工艺转变期的一种重要的新兴金属工艺。蜀国对于这种新型金属工艺的熟练掌握和应用，可以上溯到晚商，较之中原诸夏和东方江淮流域诸族早达数百年。

二、先秦蜀地的天文学与气象学

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形态来看，组成元素有天上的太阳和月亮，也有自然界的飞鸟。不可否认，这些元素可能与古蜀人的某种信仰有直接的关联，但是，结合历史情境，这里面体现着古蜀人民对天体运行的朴素认识，也包括对于周期性生物现象的一种认识。“日、月、鸟”，这些元素往往能够与先秦古蜀时期最早的天文历法制度联系起来。金沙遗址出土的神鸟金箔正是古蜀先民生动的历法认知。天上的日月星辰之变换影响着生活在地上的人类，这让古蜀人民对天地之间的联系有着强烈的感知。

蜀人对于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的观察助益于形成自己的历法。对于天体的朴素的认识通常是与地上的某种事物有一种对应性，这种认知帮助他们很好的进行农耕、渔猎生活。在先秦关于蜀地的神话记载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大石”的记载。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有莘氏女……意感而生禹于石纽。”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候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蜀王本纪》：“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徒蜀山。王死，五丁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井。”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出土一块与金、玉、铜器共生的大石。这些记载大概分为三类，第一，从天而降之石，诸如支机石（乃织女星织机下垫石），天涯石（一说女娲补天所剩之石，一说玉皇大帝宫殿的神石）；二，镇水之石，诸如石笋、五块石以及石犀（皆镇海眼，抑制洪水之用）；三，从石而生，诸如禹生于石纽之传说。从天而降之石可以被称为灵石，先民眼中这样的石头往往经受了日月精华的浸润，具有通天的灵性。根据黄剑华先生研究，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一支玉璋，此玉璋上刻画了一个“天门”的符号。古代宇宙观中“天门”一语与“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的天文现象有关。在古代盖天说中，西北方称为天门，《周礼·大司徒》疏引《河图括地象》云：“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非常巧合的是，三星堆祭祀坑一号方向为北偏西45%，二号坑为北偏西55%，共同朝向蚕丛氏所由兴起的岷山。而同一时期成都羊子山土台大型礼仪建筑，方向也是北偏西55°，同样朝向蚕丛氏发源的岷山。

在先秦蜀地人民看来，动物的运动规律与气候的变化有很大关联。例如，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外层四只逆向飞行的鸟，每只鸟对应3个月牙，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正好每只鸟代表一个季节（3个月），4只飞行的神鸟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且金箔上有日有月，这也说明了古蜀已经掌握了岁月时的概念与形成规律，掌握了四时的知识，使用阴阳历。铜人的冠帽上有13道光芒，代表13个月，这是闰年的代表。金沙与三星堆中鸟的出现也表现出一种物候历的表现。候鸟的不断迁徙预示着不同季节时期的出现，也预示着农事活动的不同阶段，这对有着农耕和渔猎生活的古蜀先民来讲也是一种生活的启示。此外，鱼和蛙等运动规律与天体的运动具有一致性。“鱼”的元素在三星堆出土的金权杖，与之伴随的是一只鸟和一支箭，这样的表现形式在金沙的金冠带上也有出现。金沙的金冠带上不但出现了一条鱼、一只鸟、一支箭，还有圆日的图像。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均出土了“蛙”形器物。《淮南子·精神训》中有：“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蚀无光”的记述。上文已经提到，“三足乌”在古人制作天文历法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月中蟾蜍自然与天文历法有密切关系。张衡《灵宪》曰：“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蛤兔焉。阴之类，其数偶。”蛤即蟾蜍。

金沙的金箔有着“金乌负日”的寓意，实际上，这样的寓意也同天文历法息息相关。三足乌就是一种可以测风的相风之鸟。“金乌负日”记载于《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曰： “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精神篇》中说“日中有陵乌”,郭璞注解说“中有三足乌”。据刘宗迪教授研究：扶木即《海外东经》汤谷上的扶桑，而扶桑也即测日之表。而乌则是相风上测风向的鸟儿。汉代相风就是使用鸟来制作而成的。鸟所立于其上的支撑物即为表木，这一表木即为鸟的第三只脚，是可以测量太阳的影子的。测日之晷表同时又是候风之相风，融天文观测和气象观测于一体。在靠天吃饭的古人眼中，天文与气象密不可分，两者都关乎时令，也关乎生存，是制定天文历法的重要条件。

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形态上也可以发现，先秦蜀人在认识自身的时候，是在于客观的有机系统中进行的，这体现了古蜀人的世界观。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一件“人首鸟身像”的青铜器，“人首鸟身”即为《海外经》、《大荒经》中有四方神，它们也就是《月令》的四时神，表示春、夏、秋、冬四季。《大荒东经》：“东海之渚，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大荒西经》：“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大荒北经》：“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疆。”“人面鸟身”的形象显然与《左传》昭公十七年关于少昊“以鸟司时”的制度有关。鸟随物候而迁徙，不同的鸟在不同的时节出现就可以作为节气和物候的指标。《夏小正》、《逸周书·时训解》和《月令》中皆有此类以鸟记时的记载。

第二节先秦蜀文化的哲学属性

完备的祭祀规格表现出先秦蜀文化对天的系统认知，这催生出了独特的蜀哲学思维。三星堆与金沙出土的面具和人像显示当时的古蜀“圣人”具有通天的神力，其中典型的代表为青铜立人像和青铜纵目人像。青铜纵目人像看似怪异，很像神话中的“顺风耳”和“千里眼”。但实际上，古蜀先民可能要表现的是古蜀贵族具有通天察地之神力，这可能为后来道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如所周知，巴蜀地区产生了道教，最早的道教就是汉顺帝时期张陵（成都市大邑县）创立的五斗米教，此教的产生正是在四川的鹤鸣山。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其信仰的终极目标是通过修炼而得道成仙。因此，没有仙就没有道教。古蜀的神仙思想在巴蜀的神仙学说中即可找到源头。扬雄的《蜀王本纪》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又次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而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再有，蜀地的有一个领袖杜宇也是“从天堕，止朱提。”再有，《蜀王本纪》记载李冰为蜀守时，“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扬雄《蜀王本纪》最大的特点，就是传说色彩比较浓郁，文中辑录了民间流传的古蜀佚闻故事，不同于史家之言。古蜀的先人领袖被神化是由其自然地理条件来决定的。再加上金沙遗址发掘出的太阳神鸟图案，四只飞鸟绕着太阳飞翔，是蜀人对自由无限制的物质生活的向往。古蜀的仙道思想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这种重浪漫富想象的思维正是道教产生的基础。

在先秦蜀人那里，既然人能够修得通天的本领，那么“以道御术”也在情理之中，这些传说丰富了蜀地神秘与浪漫的道教文化。古蜀先进而发达的历法系统培养出无数的方术神仙家，这些早期的天文学家对天的研究并非如现在之科学一样充满客观性，他们对天的感情是非常的崇拜，并且认为天人之间是有感应的，这就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方术神仙家。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苌弘。苌弘，春秋末周大夫，以星象、术数著称于世。据《史记·天官书》记载：“（苌弘）昔之传天数者”，《淮南子·汜论》记载：“昔者苌弘，周之执术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不仅如此，他还“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苌弘，既是了解天文历法的天文学家，还是一个能够通鬼神的方术家。他与蜀地也是大有渊源。《庄子·外物》中记载：“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为碧。”再有，《华阳国志·序志》说：“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周苌弘之血，变成碧珠。”常璩本为蜀人，对本地传说自然耳熟能详。苌弘与蜀之关系则不言而喻了。蜀地流传的神仙传说多与蜀地方术、仙术有关，这一状态在秦汉时期基本没有改变，成为古蜀文化最突出的特色要素。也正因为蜀文化中方术神仙家传统和巫鬼信仰传统，才使得蜀中成为道教思想及其组织的重要发源地。

第三节先秦蜀文化的美学属性

先秦蜀人的乐舞艺术、绘画和雕刻艺术体现出他们对于审美活动的积极体验。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中，常见陶埙、石磬、青铜编钟、铮、铎、铃等乐器或图像，文献中也提到开明王亲自作歌，曲名《臾邪歌》、《龙归之曲》、《幽魂之曲》等。《华阳国志・蜀志》，“乐即荆”。古代乐与礼并称，谓之礼乐。礼乐是维护现存制度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新都蜀王墓出土编钟一套五件，一件铜方印上刻有两铎，这是墓主举行昭祭时用的乐器，与其他礼器一道，组成礼乐仪仗，说明了蜀王国亦有发达的礼乐之制。位于成都的蜀王国亦可称为“礼乐之邦”，古蜀的王城形象亦是优雅美丽的，代表着古蜀先民的审美情趣。

艺术的形与神是美学表现的重要标准。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艺术造型来看，其人物造像采用比较夸张的表现形式，而其他动物造像则根据实物对其进行了线条处理。线条的勾勒详略得当，是古蜀人在据实的基础上进行了想象处理，具有神秘浪漫的特性。据考，这些精美的物品用于某种祭祀活动。祭祀活动一般都有礼器、乐器、牺牲、大祭祀等，关乎王政的兴废，是一种“雅”的体现。《毛诗·序》中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白虎通·礼乐》：“雅者，古正也。”这就揭示了古蜀的祭祀活动本身就是古蜀王城中“优雅”之大集成。

写实的人物雕塑形态和夸张的造型塑造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情境。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了不少人像，这些人像中有身形高大，服饰华丽的领袖，也有发辫不同的族群，也有双手背缚的、神态痛苦的奴隶。这说明了当时人认识到人之高低贵贱之分。巫是保护族群的最高领导者之一，以他为代表的上层，担负着制作历法，管理百姓的重任。古蜀人的领导者显然也是周边族群的领袖，在祭祀活动中不同发辫的人共同参与祭祀活动即是体现。而平民只需要按照各自分工不同，按需劳作；奴隶则担任服务上层，承担繁重任务，亦或是承担器物制作的劳动。我们还可以看出，古蜀时代浓郁的通天神树特征已经掺入了一些新的因素，比如以写实性质较强的马取代了夸张神奇的龙，枝端的壁形物也接近和类似于东汉摇钱树上的孔圆钱，似乎是介于通天神树和摇钱树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汉代在四川等地区曾广泛流行的摇钱树，显然也是以三星堆青铜神树为代表的古蜀通天神树观念的流传与影响和演变。三星堆时期灿烂的古蜀文明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巴蜀和西南地区，也流传到了中原和其他地区。1969年河南齐源县西汉晚期墓中有一座陶制的树木，郭沫若先生认为是扶桑木，或桃都树，树顶站立的一鸟可能象征阳乌或天鸡，根据《古小说钩沉》所辑《玄中记》与《古玉图谱》记述，又认为“这显然是传说上的变异，可以明白地看出桃都树是从扶桑树演化出来的。”有学者认为这棵陶树底部分成三个支杈，树干上部有九个分枝，各分枝上有猿、鸟或蝉，树的顶部则蹲着一只禽鸟，“就其九枝而言，与建木相似，故而视为宇宙‘建木’的模型，亦未尝不可。”这棵陶树同三星堆青铜神树联系起来看，问题就清楚了。河南齐源县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的这棵陶树，无论是造型或内涵，同样显示了古蜀通天神树观念的影响和演变，是三星堆青铜神树历经商周春秋之后在汉代中原地区的流风余韵。

第四章星空想象、时光流萤——成都追求2021

古蜀人在哲学、科学和美学方面所创造的“神秘”的氛围和“浪漫”的想象表现出古蜀人对生命的探索，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丽的追求，是古蜀对“善”生活的一种追求。在这一点上，成都发展天府文化的城市追求与其不谋而合。成都天府文化的精神内核为：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创新创造，是成都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在科学创造方面，成都从来不落人后。优雅时尚是成都别样精彩的文化特质，这是这也是继承古蜀对美学的追求。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城市性格则是对古蜀哲学遗存的继承和发展。天府文化的发展就是对“善”生活的追求。古蜀人在美学上的认知创造了神秘浪漫的文化印象，这一点上成都优雅时尚的城市印象追求与之不谋而合。成都的优雅时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追求抒情与规范的平衡；第二，追求工艺技术和创作表达的平衡；第三，追求集体记忆与个性表达之间的平衡。城市的环境个性、城市的文化风貌和城市的地标打造是成都优雅时尚元素的重要体现，也是可以利用古蜀元素的重要阵地。

第一节城市的环境个性

城市的环境在广义上分为城市的自然环境和城市的人文环境。成都市位于成都平原之上，而其四面皆山，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视域之下，突破龙泉山成为发展的重点，设置东部新区也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成都市政府高度重视东部新区的发展，而在建设公园城市的目标之上，自然环境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经济成为成都市发展的关键，这就涉及到城市人文环境的塑造。就利用古蜀智慧来讲，兹建议：

第一，举办“古蜀礼乐一小时”活动，活动主要在各大、中、小学以及文化公园举办，主要利用古蜀的乐器文物遗存，设置问题和实践内容，考验人们在不利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如何制作某些乐器，如何利用石头奏响美妙的乐章，重点是让人们认识到先秦古蜀人的智慧，也让人们体验到成都发展至今的艰辛和不易，能够让众人尊重生活，充分发挥“就地取材”的智慧。

第二，开展“远古一小时”体验活动，设置某天的某一小时作为体验时期，鼓励个体放弃一小时科技依赖，关闭手机、电脑、电视、电灯，体验远古蜀地人们如何在无灯无电的情况下生活，这样做的目的还有能够让人们警惕资源浪费，保护地球，尽量节约资源，遵守大自然的规则。

第三，设置“古蜀人的一天”主题体验馆，按照“巫、工、农、渔、祭祀日”等几个元素来打造主题体验馆，重点向当代成都人展示古蜀时期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通过这样的视觉观感，体验古今的不同，体验古蜀人在面对自然环境时的反映，希望能够激发当代人对当前生活的热爱，也能够看到古蜀人的智慧和伟大。

第二节城市的文化风貌

城市的文化风貌是城市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在自然环境、形态结构、文化格调、景观形象等方面的形象下形成的一种人文特色，是一座城市最具魅力、最有个性的标志。就成都而言，天府文化是成都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文化风貌。优雅时尚和乐观包容是这个城市最大的文化特色，而其优雅时尚不同于北京、上海、深圳，也不同于东京、巴黎、纽约，他的优雅时尚是在古蜀神秘浪漫的文化元素基础上，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而形成的独特的成都优雅时尚，这种优雅时尚带有古蜀的神秘浪漫元素，这种优雅时尚是城市长期和平发展形成的乐观包容的城市性格的基础上形成的。为了能够更加突出“成都式”优雅时尚，兹建议如下：

第一，建设“沉浸式”中国神话博物馆。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神话是伴随着人的产生而产生的，神话虽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但是这是人类开始思考与探索自然并结合自己的想象力而创造出来的。中国的神话故事预示着中国先民的来源，神话的传播则预示着命运共同体的国家的形成。正如司马迁在调查各地的起源之时，中国所有地方的人们都可以把本地历史追溯到黄帝时期，中国人称自己为炎黄子孙也是这种带有神话色彩历史的现实反映。因此，建设中国神话博物馆一方面能够向人们展示中国的上古史，另一方面则与蜀地多神仙、多奇异有关系。在中国，再没有一个像四川一样的地方创造了无数的神话元素，也没有一个地方像四川一样出现众多奇异的历史人物和能人异士，譬如唐朝的李白，他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思想来源就是源于这篇土地，而追溯至上古则是古蜀时期。古蜀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也证明了古蜀所产生的文化因子是奇异浪漫的。

中国神话博物馆可以按照朝代来划分，而介绍顺序则以东、南、西、北的典型为代表。博物馆分为介绍区、体验区、文创区等部分，利用最新VR技术、皮影艺术、3D技术等多方式来展现中国神话的神秘浪漫。整个博物馆的设计在打造上应以神秘浪漫为原则，展示区不仅仅制作墙面或者文物的展示，还可以利用现代3D效果立体展示。体验区以游乐性质为主，以“嫦娥奔月”、“大禹治水”、“李冰大战江神”“女娲补天”、“牛郎织女”等为主要取材，设置游览车或者过山车使人们能够沉浸在主题当中。

第二，开展“成都古蜀文化年”活动，以“行走的神话”、“奇巧的工具”、“刻骨铭心”、“想象”为主题，利用古蜀出土文物、巴蜀图语、象牙（考虑到保护环境因素，象牙不能使用实物）等文物元素，通过街头走秀、街头展览、行为艺术等方式向市民和游客展示古蜀的神秘浪漫，也展示古蜀神秘浪漫与城市优雅时尚的对接，同时也提高人们对古蜀艺术的认识，了解古蜀人在应对大自然中的智慧和坚强。

第三，定期举办“回到古蜀的能工巧匠”活动，并设置“星空神鸟”奖，奖励最佳设计者。活动的主题定为“古蜀星空”，活动要求：只能利用古蜀遗址出土的金、陶、青铜玉、石五种主要材料；只能创作与“古蜀星空”相关的作品，以此激发创作者的文创能力。通过考察古蜀的文献和文物，可以发现古蜀遗址出土的文物都是非常精巧的，体现出了古蜀人的“匠人精神”。考察古蜀文献可以发现，古蜀的器物当中大多都是祭祀品，而祭祀的对象是“天”。“天崇拜”的结果就是创造了历法制度。古蜀人对天的崇拜证明他们在农耕渔猎的生存活动中会遵照规律，而积极观察天象，则让他们掌握了自然规律，并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它。因此将活动主题定为“古蜀星空”，目的是让当代匠人们也了解古蜀人“就地取材”、“返璞归真”的智慧。

第四，与成都的高职高专院校或者艺术学院合作，打造“古蜀创意园区”并设立包含政策支持、产品展示、合作单位、年度活动、网友反馈等多板块的专门网站，鼓励支持“古蜀创意”的作品的呈现，实行税务减免吸引匠艺人的参与，并定期举办嘉年华、或者在大学院校周围举办“古蜀创意集市”活动，吸引院校艺术学生的参与，并吸引较多的客流量，支持古蜀文化艺术品的创收。

第三节城市的地标打造

城市地标是指城市最经典、最具特色的标记，就其功能而言有政治地标、新城地标、商业地标、产业地标这些代表的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实力。但是就市民感受而言，地标或许是一种怀旧的标志、美食的标志、情感的标志，而并非是一种高大的建筑。考虑到城市发展和人们需求两个方面，在城市地标的打造上，兹建议如下：

第一，围绕宝墩遗址、十二桥遗址等建设文化遗产公园，文化遗址公园设置“古蜀洪水记忆”文化墙，采用浮雕形式，主要展现在洪水肆虐的古蜀，古蜀人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当时的资源来治理洪水，同时展现出古蜀人为了祈求风调雨顺而举办的祭祀活动。这些画面有助于帮助当代人认识古蜀人的坚韧和伟大，同时也宣传古蜀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做出的不懈努力。设置“记忆中的古蜀”文化墙，主要展现蜀地历史现代名人对古蜀的记载，墙面可分诗词歌赋等多种文体形式。这样的展示一方面有助于市民了解中国古代四川籍贯的历史名人，另一方面有助于市民了解古蜀的文明记忆。设计打造“古蜀文物雕像群”，在公园中集中打造古蜀的祭祀场景，将古蜀的人物、器物以及仪式都集中打造，这样做的目的使市民能够更加直观的了解古蜀人民对“天”的崇拜，了解古蜀人民的祭祀仪式，也同时了解古蜀时期精妙的器物创造，有助于通过雕像群了解古蜀人的精神世界，增强市民的城市文化自信。

第二，增加天府绿道的古蜀文化元素，旁设古蜀艺术文化展区。成都的天府绿道以太阳神鸟为基本的设计创意，代表了天府绿道对古蜀文化的继承。除了天府绿道的标志以外，其他古蜀文化元素可以利用到天府绿道之中，专门设置“古蜀文化”展示区域，展示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都出现过的 “鱼、鸟、箭”组图、“日中金乌”、“月中蟾蜍”、象牙或者艺术家们创作的古蜀艺术作品，使市民能够深入了解天府绿道上的古蜀元素。

第三，建造李冰青铜雕像建筑物，纪念让成都平原成为“陆海”的李冰。据文献记载，秦惠王派李冰做蜀郡郡守。李冰来到成都，建造都江堰，解决了成都平原洪水肆虐的情况，这才成就了当代成都。“吃水不忘挖井人”，对李冰的纪念正是表达对先贤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巧妙结果自然灾害问题的一种尊敬。李冰雕像是一个建筑物而非单纯的雕像：李冰雕像的身体内部空间打造，李冰雕像内部设置三层的3D图片展览空间，第一层代表洪水肆虐的古蜀时期，这一时期以艺术照的形式展示；第二层展示李冰治水后的成都景象（汉-清），可以利用文物照片和艺术照片；第三层展示（民国-至今）的成都景象。而李冰雕像的眼睛作为观景台，观看成都夜景，象征着眼睛的重要作用。

古蜀文化元素代表着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发展程度，通过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无疑能够证明古蜀是一个秩序规范、农耕发达、天文历法完善的经济文化核心区。古蜀人浪漫的星空想象，神秘的仪式仪轨象征着古蜀的敬天之意，这种神秘、浪漫、规范的文化特质与成都乐观、时尚、优雅的文化追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挖掘古蜀神秘浪漫特质，跨越时空，实现与古蜀先民的时空对话，能够为成都优雅时尚的城市塑造提供历史之源。

课题负责人：谭平教授

课题指导专家：王笛教授

课题组牵头人：陈静副研究员

课题组主稿人：张映晖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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